《陕北》杂志

　　赶年大声骂麻雀，是一个秋天的中午。

　　一群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，一粒屎正好落到他鸡爪似的手背上，四处溅开。赶年歪着头，斜着眼瞪麻雀，捡起一块石子，抛向树上，麻雀哗啦一下飞了。

　　赶年是一个修鞋的，他说在这棵槐树下已经五个年头了，鸟屎拉到他手上还是第一次。

　　我说：“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！是你撵鸟，不是鸟撵你，你待错了地方。”

　　赶年说：“理是这个理，可心里总觉得疙疙瘩瘩，不是滋味。”

　　赶年抓来脏兮兮的湿毛巾，揩了揩手背，又把毛巾丢在盆子里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我活得快要起霉了，还欺负老子！”

　　赶年一边唧唧哝哝骂，一边在帆布裙子的襟子上抹起修鞋刀，嚓嚓嚓……

　　赶年的修鞋摊挪在了一片空地上，避开了那棵槐树，生意清淡，有一搭，没一搭。他闲下时，经常躺在一把破旧的椅子里，迷糊着眼，听铁匣子里说书。

　　我的住处离赶年的鞋摊不远，没事时我经常在巷口的空地上坐坐，自然和赶年闲聊得多。

　　一天下午，我拿着小凳子坐在那片空地上喝茶，掏出一支香烟递给赶年，他接了，吸得很香。我问了他的家庭情况，他向我讲述了自己。

　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，早上种着我们家里的三亩地，到放羊时间回来放羊。父亲站在山顶上，拄着拦羊铲，下巴托在上面，看羊吃草，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。

　　山坡上，沟底里，到处是乱石，长满茂草，一笼一笼，还有柠条，开出黄色小花，沟两岸一片金黄。羊们头也不抬，边走边吃，发出噌噌噌的咀嚼声。

　　远处走来一只白狐狸，从峡谷口进来，在乱石之间的草林里穿梭，后来躲在一把柠条下面。父亲捡起一块石头，甩开膀子朝狐狸扔去，正好砸在头上，狐狸当时就死了。

　　第二天清大早，父亲带着一个人走进我们家。这个人暗地里做动物标本生意，长一个耳朵，样子像貂，诨号“秃耳貂”。父亲让我妈炒了四个鸡蛋，客人看到锅里黄灿灿的，眉开眼笑，嘴也合不拢。吃完，秃耳貂在藏狐狸的草棚里看了狐狸的质地、毛色，和父亲谈了半天，讨价还价，最后秃耳貂奓起五个指头，意思是50块成交。

　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那可不是小数目，是一个成年男人半年的收入。父亲意外得了这笔钱，嘿嘿笑了几天，整天在山上哼着民歌调子。

　　另一只狐狸出现了，像影子，父亲在东山，狐狸西山，父亲西山，狐狸在东山，一连几天撵着父亲，朝父亲的方向咬，咣咣咣……起初，父亲不放在心上，以为是山上的野物，咬咬就过去了。

　　一天夜里，父亲打着鼾，被我妈推醒。狐狸又在对面的山峁上咣咣咣地咬，夜深人静，声音凄厉，毛骨悚然。

　　从那夜开始，父亲犯了疑心，身上渗出一身冷汗，头发也紧兮兮的，浑身骨架缝疼，夜里经常做噩梦。

　　七月二十三日那天，月亮都上来了，父亲还没有回来。我母亲着慌了，请来我们族里的三大爷来贵，吆喝了左邻右舍好多人，撒遍山野到处找，最后在一个山崖下找到了。

　　父亲仰面躺在青草滩里，来贵用手摸父亲的嘴，没有一丝气息，又摸胸部，也不跳动。搬起头，头发里有血迹，头底下积了一滩淤血，黑漆漆粘糊糊的。

　　来贵站起来说：“没气了。”

　　一伙人都静悄悄的，不敢说一句破话。

　　来贵长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好人没好报，遭这罪孽，老天也欺侮善人！”

　　父亲好好的一个活人，又没有仇人，平白无故死在山崖下，成了一个谜，至今谜底还没有解开。

　　来贵劝我母亲：“黄泉路上没老小，人死了不能复活，活着的还要活下去。丧事尽可能简单一些，请上几个抬杆打坟的就行了。”

　　我妈抹着眼，满脸泪痕，果断地说：“肚子里种着他的种，孩子长大，我怎么交代?”

　　我母亲在村里叫了几个人，把我爷爷手上栽的水桐树刨了一把，找来一个木匠，打了一副棺材。这些活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完工了。

　　出殡那天早上，杀了五六只羊，炸了米糕，到处弥漫着炖羊肉和炸米糕的香味，全村老老少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。

　　父亲埋在一堆黄土下面，上面插着一根魂幡，茬子是新的，幡杆头上，粘着五颜六色的纸条，在夏末秋初的暖风里随风摆动。

　　父亲埋了，我母亲的身子一下子垮了，像得了瘟疫一样浑身无力，两个眼窝深深陷了进去，整日坐在门前的枣树下，一会眼泪汪汪，一会唉声叹气。我外婆心疼女儿，陪我母亲住了半个月。

　　我不知道母亲这一段时间是怎么活过来的，家里的二十几个羊杀的杀了，卖的卖了，值钱的东西都当了，只剩下三亩坡地，地里的庄稼又没有成熟，去借，每个家庭的生活都艰难。

　　过年的气氛浓了，家家户户的窗子贴上窗花，在寒冷的北风里增添了一些暖色，间或听到孩子们放鞭炮的脆响，风刮来火药的味道。小娃娃的胸前吊着一串红枣，像女人长长的辫子，此时的乡村比平时显得有了活气。

　　腊月二十八日，我母亲生下了我，是除夕的前两天，母亲叫我赶年，别人也跟着叫。

　　赶年嘿嘿笑了几下，笑完后闭上了眼睛，睁开的时候就哭了。

　　夕阳的余晖斜射在他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上，斜射在他干涩的眼泪上。

　　我递给他一支香烟，他接过去，用袖子抹了抹眼泪，别到耳朵上。

　　赶年的脑袋上稀稀疏疏地钻出些许白发，脸上的皱纹里积满阳光的痕迹和泥土。他向我微笑时，我看到空洞的嘴里牙齿所剩无几。

　　也许苦难生活损坏了他的记忆，他对往事显得有些麻木，有些淡漠，仿佛是在说别人，跟自己没有关系。只是讲到她母亲时，一副悲伤的神情，偶尔流出几滴混浊的眼泪。

　　夜色降临，赶年接着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
　　母亲自从生下我，脸上的气色一天天转换过来，先是有了血色，后来红润起来，活得也有了精神。

　　父亲死了，那三亩坡地就成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命根子。母亲每天天亮就起来，背着我走进地里，把我安抚在包裹里，她去地里刨白草根。这种草很野蛮，叶子的样子像剑，能划破人的手，根一节一节的，头很尖，像竹笋一样，在土里恣肆横行。开春地畔上稀稀疏疏长几叶，到了夏天，根在地里铺开，像蜘蛛网一样遍地密布，一节出来一簇，满地都是白草。这种草十分霸道，仿佛一帮强盗，给谷苗子上的肥料和水分，被它全部抢去。到了夏天，白草叶子肥头大耳，谷子却面黄肌瘦，缩在草丛里，像一个个矬子。

　　生我那年的第二年，母亲不能下地干重苦力活，三亩地荒芜了，白草长得像河岸的芦苇一样，一大片一大片，随风一倒一浪。

　　我三岁时，母亲就开始刨白草根，天一亮到了地里，夜色从四面袭来回家，劳累了一个春天才刨完。

　　母亲的脚小时候缠过，很小，像一个陀螺，站不稳，刨草根时只能跪在地里。一个春天下来，一条裤子的两个膝盖磨开两个大破洞。地里原来储存的养料都被白草拔光了，土质成了生土，有些变质了，又没有添新肥料。我们的羊没了，肥料自然没了。

　　母亲辛辛苦苦在地里跪了一年，到秋底，谷杆子像莠子一样，细脚伶仃，轻飘飘的，谷穗一寸长短，颗粒全是稗子。一场打下来，总共才打了三四斗。

　　又一个开春，母亲吸取了前面的教训。正月十五一过，她扭着一双小脚，肩上架着一副扁担，挑着两个框子，到河边挖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蒿柴沫子。这些沫子是好肥料，里面有牲畜的粪便，还有地表沤起的肥土，特别养庄稼。当时，虽然打了春，天气依然寒冷，河里结着冰，地面是一个硬壳，北风刮来，像针刺在脸上。

　　我问母亲：“你不冷？”

　　母亲微笑着说：“有你，妈不冷。”

　　说话间，我哇哇哭了起来。

　　整个春天，母亲扭着小脚，穿梭在坡地和河岸之间。

　　连续种了几年谷子，地重茬了，要换茬，改种糜子。种糜子的季节，下了一场好雨，地面软酥酥的，像酵子发起的面团，走一步一个脚印。我妈把籽种撒到地里，上面又撒了一层肥料，把地锄了一遍，既锄死了野草，又种上了糜子。

　　糜苗子十来天露出地面，脑袋上顶着硬壳，叶子鲜嫩肥大，在太阳里熠熠闪光。母亲看着糜苗子，又看看我，笑咪眯的，对我说：“赶年，看苗子长得多好，以后不用挨饿了，等秋底收割了，妈天天给你蒸米糕。”

　　我翻了几个筋斗，掐了一支野花，乘母亲不在意，悄悄别在她头上。当时她正跪在地里锄草。

　　这年夏天雨多，隔半个月下一次，上进去的肥料沤起来，特别有劲，糜子长得齐腰高，密不透风，风吹来，像波浪一样涌动。

　　一天夜里，我从睡梦里醒来，听到母亲呜呜咽咽哭，我把母亲紧紧抱住，她止住了哭，伤心地说：“赶年，过年吃不上糕了，我们又要遭罪了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妈，我不吃糕了。”

　　母亲把我紧紧搂住。

　　深夜，屋子黑漆漆的，没有星星，又是一个蓝色的闪电，照亮了窗子，紧随着是一个炸雷。

　　第二天，天不明，母亲把我叫起来，我们走到地里。糜子被冰雹打得不成样子，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叶子，叶子尖挑着晶莹的水珠，空气清爽明净。

　　母亲软得坐在地上，再没有哭。

　　山野里到处是哭声。

　　我们的生活更艰难了。早上吃的是草籽和糠皮拌起来蒸的馒头，黑黢黢的，掰一块放在嘴里，很粗糙，噎得咽不下去，强吃咽喉像蒺藜扎上一样疼。我们咬一口馒头，喝一口菜汤。说是菜汤，实际上是开水里泡几片数得清的菜叶，再撒上一点盐。晚上半锅开水，倒进去一撮小米，熬熟了的米汤能照见人的影子，就算是一顿饭。

　　母亲的脸色越来越焦黄了，两个眼睛又深深陷了进去，变成了绿色，走起路来小脚扭得没劲了。

　　一天早上，来贵到我们家来，坐在小凳子上，烟斗里装上烟叶点着，鼓起两腮吸着，一脸难为情的样子。

　　母亲说：“三叔，清大早来有什么事？”

　　来贵说：“赶年爸在时，放一群羊，冬天羊没吃的，我们不喂羊，修剪下的树枝糟蹋了，我让赶年爸自己修剪了几年喂养。现在我准备把那树卖了，给孩子们买一些杂粮，好度过这个冬天。”

　　母亲发了半天呆：“三叔，这把树是你的？”

　　“是我的！”

　　“有什么凭据？”

　　“我爸临死说的。”

　　第二天中午，来贵吆喝了好些人，带着镢头铁锨去了河湾。

　　母亲到了河湾，一帮人已经在大柳树的一边挖开了一个坑子。母亲颤巍巍走到来贵面前说：“三叔，不能刨，拿出凭据再刨！”

　　“你有什么凭据？”

　　母亲说：“有！在这里往下挖。”

　　挖了不到一顿饭功夫，树根底露出一块青石板，一半插在树里，一半在土里。来贵急忙跳下坑，用镢头把青石钩出来，抹了活土，显现出几个字。

　　来贵问：“写什么？”

　　一个识字的说：“苏满娃栽。”

　　来贵回头说：“刨！“

　　人们哈哈大笑，一动不动。

　　又一个说：“弄错了，是苏满娃栽，还刨吗？”

　　来贵爬出土坑，脸色憋得黢黑，头也没回独自走了。

　　苏满娃是我爷爷。

　　我六岁那年，乡改成公社，村改成了大队，我家那三亩地交回队里，只留下四分自留地。队长每天早晨站在村口吹着哨子，人们听见哨声，从土窑洞里出来，陆续来到村口，站成几排，就跟当兵的一样。

　　队长给每个人分派一天的农活，走到母亲和我跟前笑着说：“你们这一家子，糜子熟了看麻雀还行。”

　　农活都分派出去了，大伙三个一群五个一帮嘻嘻哈哈说笑着劳动去了，我和母亲还站在那里。

　　“你们两个干啥呢——自己找活干吧！”队长自己给自己说话，又好像说给我们听，说完独自走了。

　　三亩地归队里了，我们丢了地，又没有劳力，挣不来工分，分不来多少粮食。母亲哭了一场病倒了，躺在炕上。我给熬了一碗小米汤，母亲喝了一半睡着了，我喝了另一半。

　　第二天早晨，听到外面锣鼓喧天，震得窗子上的纸沙沙响。我匆忙穿上裤子跑出去，看见队部院里围着一群人，中间的人头上挽着白毛巾，腰里系着红布条。一个黑茬胡子的瘦老头吹着唢呐，两眼紧闭，两腮膨胀，像嘴里噙着两个核桃，十个手指头上下不停地弹动，脚尖一下一下点着。

　　“停！停！停！”队长像合唱团的指挥一样摆了几下手，乐器的声音和吵闹声戛然而止。“我说两句，从今天早饭起，我们吃大灶，自己家里不要做饭了，带上碗筷来这里吃。”

　　此时我正往人群里钻，队长瞪了我一眼，补上说：“开饭听锣声，苏赶年敲锣。”

　　四面掌声呱呱响起。

　　我们家有劳力了，我的任务是敲锣，队里给我挣三分，到了开饭时间我提着铜锣满村跑，锣声响彻整个村子。人们像二流子一样，拿着碗筷来到队部，站成七扭八歪的队形，等待开饭。

　　我妈对我说：“我的小脚害苦了你，你懂事了，会挣工分了，以后不能忘记队长对咱的恩。”

　　队里的灶开初办的有模有样，吃过一顿米糕，平时是小米干饭，有菜有汤。过了一月，收起来的小米吃完了，白菜也没了，再去收，每户家里都断粮了，灶自然办不下去了。我的三分工挣不成了。

　　我妈聪明，交粮的时候就留下一半，事后才知道，别人留下的比我家还多。最苦了队长一家，粮食都交了，生活过不下去了，每天干活有气无力。

　　队长说：“造孽，一个月糟蹋了一年的粮食，我的儿子快饿死了。”

　　年底，我们家分到了两斗谷子，欠下队里9块钱，我妈对我说：“这哪里是队里分粮，这是在市场买粮，我们的三亩地让队里白拿走了，拿什么还钱？”

　　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难受。

　　有一天早上，我们正在吃饭，我大舅神出鬼没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母亲看看我碗里的野菜根，又看看我手里的糠馒头，又看了一眼我大舅，埋下了头。

　　大舅摸了摸我的脑袋说：“寒酸死了，算什么饭，你们活在地狱里。”

　　母亲委屈得呜呜哭了起来。

　　我把大舅的挂包抢过来，看里边能不能搜出好吃的。我搜出一本旧书，问大舅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　　大舅说；“这是米糕、羊肉，还有许多好吃的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大舅你骗人！”

　　母亲一听，哇一声嚎了起来，举起笤帚向大舅扔去：

　　“你走，走得远远的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！”

　　母亲真的生气了，大舅吓了一跳，等母亲缓过神来说：“没哄赶年，我说的是真话。”

　　母亲半信半疑，继续哭着。大舅拿起书，指着书里画的一种草问：“山上这种草多不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多，我天天见。”

　　大舅指着另一种草问：“有没有这种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野扁豆，开着小白花。”

　　我赶快出去在院外的土坡上掐了几枝，拿给大舅看，大舅说：“对，对，就是这种！”

　　我大舅对我们说：“这些草就是米糕、羊肉，就是好米好菜，你们好好刨，攒起来，我托人秋后来收购，卖了就是钱。”

　　我问大舅：“贵吗？”

　　大舅说：“好好刨，你要啥就会有啥。”

　　母亲哭变成了笑，抹了抹脸颊上的泪痕，向我说：“我把你舅冤枉了！”

　　当年，我外爷家里穷，生活过不下去，为了保住大舅的命，外爷瞒着外婆，把五岁的大舅偷偷送给了城里的一个老中医。我外婆知道这件事时，正端着一盆水准备饮羊，瓷盆跌到门槛上，打得粉碎，人一头栽到门外，昏迷了三天三夜，滴水不进。外爷着慌了，派人到城里说明情况，把大舅借回来，外婆听到大舅的声音才醒了过来。事后，外爷给外婆说了老中医的家世，外婆才哭着答应了，含泪把大舅又还了回去。过了两年生下我母亲，后来生了我二舅。大舅虽然过继给老中医姓了丁姓，但骨子里是亲的，时常惦记着我们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大舅开始跟他父亲学中医。大舅聪敏好学，他父亲给他教的药理知识，他当天弄得滚瓜烂熟。十年后，大舅就跟着父亲出珍，捻脉一捻一个准。丁中医原本就没有子女，靠我大舅将来养老，把大舅当亲生儿子看，殚心竭虑培养大舅。大舅不但学到了父亲的医术，还研究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借鉴其他中医名家的精髓，把各家医术融会贯通。大舅现在已经自成一家，在城里很有名气，乡里和外省的病人也慕名而来。

　　大舅临走掏出5块钱给我母亲，让母亲明天去集市买两个羊羔，掏药材时还可以割草喂羊，过年不用割羊肉了。我高兴得俩手叉成喇叭模样，嘴对着喇叭向蓝天大喊：

　　“我有小羊啰，我有小羊啰，过年能吃羊肉啰！”

　　院子里枣树上一群麻雀扑楞楞飞了。

　　天完全黑了，街上的路灯亮了，发出金黄的光，过往车辆的光线射在路面上，街道成了一条流光溢彩的河流。赶年钉鞋摊四周光线暗淡，树的影子撒在地上躲躲闪闪，烟头一明一灭。

　　我说：“你老婆等着你，能收摊了。”

　　“她的骨头早朽了。”

　　“儿女管不管你？”

　　“女儿跟内蒙的一个人走了，在包头成了家，有了儿女，儿子和儿媳另立门户在本城给人打工，他们过的也艰难。我现在还能照顾自己，不用他们管。”

　　“老婆死了多少年了？”

　　“三十年了。”

　　“再没娶？”

　　“找过一个，跟人跑了。”

　　“家伙硬了咋办？”

　　“掏银子打炮，野女人多着呐，只要舍得银子。”

　　“现在还行？”

　　“其他地方都硬了，只有一个地方越来越软，硬不起来。”

　　一颗流星划过暗蓝色的天空，落在楼顶的背后。

　　赶年对我说：“一个人又要走了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谁都逃脱不了，旧的去了，新的才能来。”

　　“今天我把我的苦难和幸福都倒出来，你不嫌烦吧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我爱听。”

　　赶年接着讲述他的故事。

　　清明节过后，茵陈从地里长出来，叶子嫩嫩的，远处望去地里一片灰色。我和母亲在没出工之前就上了山，拿着小镢头，提着草框子。走到茵陈稠密的地方，放下框子，给庄稼锄草一样把地皮锄遍，茵陈浮在活土上面，我们拿手把茵陈揽在框子里。

　　队长带着社员从地埂走来，看见我们说：“笨死了，都弄些羊不爱吃的！”

　　他指着一种开小红花的野草说：“羊吃那个是吃肉。”

　　又指着我们的草框说：“吃这个吃菜，不长膘。”

　　我和母亲嘴上答应着，还在埋头往框里揽着茵陈。一个年轻人爬在队长耳朵上嘀咕了半天，被队长伸手推得仰面朝天躺在地里，社员们人哈哈大笑。

　　一天，我和母亲走了很远的路，走到一座山上。这山很高很大，山上有一座龙王庙。庙四周全长的是茵陈，灰雾雾的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叶子肥头大耳，风刮来，遍地摇摆。

　　母亲对我说：“今年药材卖了，你明年去念书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我念书放学了还能刨。”

　　远处起风了，从对面山峰刮过来，漫天遍野都是飞沙和尘土，打得人眼睛也睁不开。离我们不远处泛起一个鬼圈风，越旋转越大，膨胀起来，天地之间一根柱子，仿佛一个魔鬼，向我们走来，我和母亲慌忙藏在庙里。风停了，我们出来，锄起来的茵陈全被卷走了。

　　母亲对我说：“都是你爸造的孽。”

　　我问母亲：“什么是造孽？”

　　“做昧良心的事就是造孽。”

　　我仍然不明白，总觉得昧良心不是什么体面的事，但不好再问，必竟是我的父亲么。母亲说：“你爸活着的时候平时常敬神，遇到大小庙宇，没钱上布施，香也给神点一柱。一次山上放羊遇到一个白狐狸，明知道白狐狸是千年修炼成的神，不能打，可在金钱面前鬼迷心窍，打死了白狐狸，卖了五十块钱，送了自己的命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狐狸是神？”

　　“白狐狸是神，在天上盯着人间，不然你爸死得不明不白？”

　　母亲一直认为父亲的死冥冥之中和白狐狸有关系。        

　　季节转至谷雨，我父亲藏白狐狸的那个草棚里堆满了晾干的茵陈，秤上能称六百来斤。再刨回来茵陈就没有存放处，母亲急得团团转。

　　我说：“在土质硬朗干燥的地方挖上一个窑洞。”

　　“我的赶年大了。”母亲说。

　　这时候，地里的茵陈起胎了，蔓子长成一棵小树，药材里不能用了。野扁豆长在荒地里，山谷的坡畖上最多。我和我妈天天出去刨，走的是羊走的路，到了荒山野岭，一个上午见不到一个人。下午回到家里，吃过饭再打土窑洞，一直挖到烟囱隐在夜色里。有月亮的晚上，我们坐在月光下，我拿擀杖碾野扁豆根，我妈剥掉根里的茎，留下肉质的部分；没有月亮，我们在家里点着一盏煤油灯，直到把一天刨的擀完。

　　一个夏天下来，土窑洞里已晾干五架野扁豆根。

　　进入八月，野草结上了种子，秋风刮来，庄稼的叶子哗啦啦响成一片。这时候，山上有一种草正开出黄色的小花，风头送来淡淡的香味。

　　母亲对我说：“这是柴胡，种子能种，根是药材，很贵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刨吗？”

　　“刨！等籽熟了再刨。”

　　秋季已过，我们又天天爬山上畖找柴胡，找到了，先收了种子再刨根。这时，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回去了，山野死气沉沉，天高远，地空旷，只听见风刮草木的呜咽声。我们刨了一个月，见了好多红嘴黑毛的乌鸦，没有遇到一个人。

　　一天早上，我对我妈说：“地冻了，还刨？”

　　“再刨两天，凑够二百斤。”我妈说。

　　一个大冬天的中午，我们正围着灶火取暖，听见有人扯着嗓子喊：“谁是苏赶年，出来一下！”

　　我赶忙跑出去，看见一个人穿着羊皮袄，眼和嘴结着霜，站在村口，坡下停着一辆褪了漆的卡车。那个人说：“咋来一个孩子？”

　　我母亲扭着小脚走了过来：“你是……”

　　“丁大夫派来的，东西在哪里？”

　　我指了指土窑洞，又指了指草棚。来人转身招了招手，车上又下来两个男人，手里提着麻袋，急忙向我们走来。

　　穿着羊皮袄的男人看了草棚，又去看土窑洞，回来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笑眯眯地对另外两个说：“装，三种，是点好东西，给开上个好价！”又回头对我妈说：“大嫂，明年还来！”

　　我大舅说得没错，药材卖了就是钱。我妈把欠队里几年的粮钱还清。我妈问我：“几年没吃羊肉了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我把羊肉味忘记了。”

　　第二天早晨，我妈请来我三爷，准备打开羊圈杀一只羊，我拽着栅栏死活不放。我妈说：“羊生该是被宰的命，我们不宰，别人也会宰，今天把那个大的宰了。”我实在不愿意看见我一年辛辛苦苦喂的羊死在我面前，哭着跑开了。

　　中午，我妈在硷畔峁上亮着嗓子喊我，我吓了一跳，悄悄溜进家里和三爷争抢锅里的骨头。我妈回来看见我啃着一根羊腿，满脸满手粘着油渍，她笑得流出了眼泪。我最后也没有弄清她是哭还是笑，也没有弄清她今天嗓门为甚那么亮。

　　晚上母亲把没有褪过毛的羊头蹄放在篮子里，让我送给队长，说：“难中帮扶过咱，够可怜的，让尝一尝。”我踏着寒冷的月色，悄悄走到队长的院子，敲开了门。出来时，队长一家对我像对待大人一样，送出了门，又送出了院子。

　　正月十五一过，我去念书，下了坡，过一条小河，穿过一片庄稼地就到了学校。

　　学校坐落在山脚下，原来是一个寺院，有寺有庙。现在寺院破得残缺不全，只剩下几孔窑洞。庙前不久打了，成了一堆废墟，破砖碎瓦的茬子还是新的，里边夹杂着一些图画，画着蓝天卷云，有一片上画着一个光身女人在空中漂浮。我和三毛正猫着腰在废墟里捡图画，一棵歪脖子槐树上挂的铁钟响了。一个瘸子站在树下，夹着一本书，指着窑洞，七八个孩子进去了，我和三毛怀里抱着图画跑了进来。

　　老师说：“小杂种，把庙上的东西送回去！”

　　一个孩子说：“我见过，是庙里墙上画的娃娃！”

　　“瘸子”笑了，孩子们哄堂大笑。

　　我们出去把图画藏好，再跑进教室时，老师正从门里出来，被我撞了个趔趄，他瞪起眼睛说：“混账，回头慢慢修剪你们！”

　　“瘸子”忘了，没修剪我们，只是把我认下了，一回答问题就叫我。

　　一天，上过自然课后，老师带我们到地里种菜。刚准备拔草，一个男孩在一个女孩身后比划着，男孩都哈哈大笑，其他女孩都埋着头，那个女孩哭着。

　　老师问：“谁干的？”

　　大伙都止住笑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

　　“三毛拿墨汁给红艳布衫上画了一个眼睛。”一个最小的男孩说。

　　“瘸子”没有一点表情，一颠一晃走了过来，猛然伸出两个爪子，老鹰抓鸡一般把三毛勾住，横着提在空中，又摔在地上。大伙吓得面如土色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　　那次以后，老师的威望一下子就变高，再没有人敢在背地里叫他“瘸子”，上课时谁也不敢大声吵闹。

　　三毛学习进步很快，一个月后就成了我的对手，期末考试第一，老师在他的脑袋上摸了又摸。

　　我问三毛：“你是咋学的？”

　　“我怕！”他说。

　　第二年中秋节刚过，老师在黑板上画老鹰，我们跟上画。教室里闯进来几个人，长得比我们大一点，袖子上别着一块红布，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老师带走了。我们跑出教室，看见老师被他们押着，一瘸一拐转过山峁。

　　我最后也没弄清老师是什么人，犯了什么错误，被谁抓走了。

　　我们没老师了，校长去公社向书记要人，没有要来，他自己给我们上课。校长是一个彪形大汉，内战时脸上被刺刀划过，留下一个刀疤，仗打完了，他却当了逃兵。解放后，政府派人找上门来，把他从地窖里搜出来，安排到公社当干部，他毛遂自荐来学校当校长。不看别的，单他的体形，单他的刀疤，单他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哪一种都让孩子们害怕。

　　一次上完数学课，我冒着危险站起来问：“苏老师，他们为什么抓走老师？”

　　“他爹是地主，反倒害了他，他是一个好老师，我见过的顶呱呱的老师。”我突然发现老师说话的声音像河里的一只青蛙在叫。

　　三毛呵呵地笑，举起手问：“老师，苏赶年的书包好，吃的好，他是不是地主？”

　　老师愣住了，眼睛不停地眨，刀疤随着一抖一抖，同学们嘻嘻哈哈，吵得像一窝蜂，只有我一个不笑。

　　那一年，雨下得跟上节令，庄稼长势好，地头地尾连成一片，人都进不去，风刮来，糜子扬穗，谷穗摇摆，黑豆涌动，漫山遍野一倒一浪，到处是庄稼摩擦的喳喳声。

　　此时正是糜谷米汁变成颗粒的时侯，天气突然变了，一股冷空气强流从西北方袭来。一天夜里，队长正在酣睡，来贵敲开队长的门，慌慌张张说：“起雾了，兆头不好！”

　　队长披了衫子，下地趿拉上鞋，摘了壁上的铜锣就走，出了院子，“当——当——”的声音打破了沉寂的山村，几个窗子的灯亮了，一支烟功夫，队部的院子里就聚起黑压压一帮人。

　　队长说：“老天爷要抢咱们的粮食，大家回家找绳子，凡是能走路的，一人扛上一捆干柴，到寨峁，动作利索点。”

　　鸡叫了头一遍，一列男女老少拼凑成的队伍，在雾气弥漫的山涧小路上趔趔趄趄向前行进。到了寨峁，夜色还未退尽，眼前全是灰蒙蒙的雾气，越来越重，分不清山峰和沟壑，人被雾气包裹着。队长把队伍分成两拔，一拔自己领着，围住一大片谷地，另一拔来贵带着，包围了远处另一个山头。

　　队长在谷子地喊：“点火！”

　　“点！”来贵在对面山头上回应。

　　一时间，远处整座山被一个大火圈包住，火圈上不远处一堆篝火，浓烟四起，火光在灰色的雾气里跳跃；谷子地不是一座山，而是盆地形状，火圈就像盆地的一条腰带，带子上点起几十堆野火，浓烟熏天，火光四射，照亮山谷。

　　这次雾损失惨重，只有寨峁两块地里的庄稼多一半活下来，还有对半的收成，其他地里的庄稼全被雾杀死了，太阳一晒，绿绿的叶子长在秸秆上就干了。

　　全村人都恐慌起来，大人孩子天天上山捋绵蓬（一种野草）籽，捋完了，又捋灰草（一种野草）种子。能吃的野草捋光了，又开始扒榆树皮。榆树都是有主子的，自己扒自己的，不能抢劫。到了冬至，扒了皮的树都冻死了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，来年的春天吃不上美味可口的榆钱饭了。

　　大部分人家的锅揭不开了，往日太阳落山时分，烟囱冒出的浓烟袅袅融入天空，村子上空像漂浮着一片黑云，现在这种景象不见了。

　　人们饿得脸上像涂了青草的汁液，绿兮兮的，眼睛深陷，只剩下骨架，走几步就全身渗出冷汗，再走不动了。村子里的狗都被杀的吃了，鸡也不见了，白天夜晚听不见鸡鸣狗叫的声音，只听见窗外狂风肆虐，发出嘶嘶的呼啸，村庄成了空旷的荒野。

　　一天晚上，我和母亲围着火炉熬米粥，锅里的水开了，母亲的头伸进炭藏里半天才缩了出来，手里端着半碗小米，倒进锅里，米香就飘满屋子，我站在火炉旁凑上去闻了又闻，鼻子一耸一耸说：“香！”

　　母亲对我说：“不能让别人知道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三毛说我的书包好，吃的好，是地主。”

　　母亲身子一软跪在地上，脸上的血色褪尽了，瞬间变得煞白，过了一会说：“小孩子嘴上没遮拦，尽胡诌。”

　　这时外面有人走来，走到门口叫：“赶年。”

　　母亲猛然站起，大步小步跑到门后，关上门插上的木销，又悄悄走回来。我吓得柴也不敢添了，炉堂里的火慢慢熄灭了，屋内暗了下来。看到屋子黑了，外面那人不高兴地说：“刚才烟囱还往外冒火星，一下子就睡了。”

　　过了一会，那人走远了。我在门缝往外望，回头对母亲说：“三毛。”

　　天一亮，我草框里提着几本书走到学校，校园静悄悄的。我以为迟到了，蹑手蹑脚走到教室门口，喊了一声“报告”，里边悄无声息，没有人说话，再一细看，门上吊着一把铁锁。

　　三毛神出鬼没站在我面前，埋下头说：“我饿了，给我点吃的！”

　　我从兜里掏出一块糠馒头给他掰了一小块，他突然跪在地上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你的儿子！”

　　我喊了一声：“叔叔，老师呢？”

　　今天课上不成了，我和三毛回家，走进村口，看见队部院子里站着黑压压一滩人，屋顶上也站满了人，伸长脖子朝下看，像燕子巢里嗷嗷待哺的雏燕，都非常激动非常愤慨，奓着指头指着院子中央。

　　院子中央站三个人，腰弯得像三角直尺。当中是苏老师，头上戴顶纸帽子，像一个冰激淋横在空中。冰激淋上写着“反革命”三个字，又用朱砂横着划了一个大十叉。老师两腿打颤，鼻子尖上水珠一颗涌着一颗落到地上。右边是苏茂元，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头，胸前挂着一个牌子，写着“我是地主”。他栽倒几次，都被强行拖起，最后一次栽倒，口吐白沫，眼珠翻白，不省人事，再也拖不起来。左边一个女人披头散发，眼里布满血丝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

　　揭发的人轮流上台，个个唾沫飞溅，义愤填膺，说到激动处就跳跃起来，像跳蚤。队长上来讨伐，站稳脚跟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苏老师，不，是苏茂财，不，是反革命，他是茅厕里的青石，又臭又硬，他要和我们对着干，我们决不答应。”

　　下面响起如雷般的掌声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　　“我讲完了。”队长说。

　　我跑出院外，爬上一棵大柳树，骑在树杈里，看红火热闹，看到滑稽可笑的地方，一边拍手，一边身子一耸一耸。我觉得裤裆里痒痒的，以为钻进了一个毛毛虫，手探进去摸，什么也没有摸到。再拍手，再耸身子，裤裆里的痒痒变成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舒服，由腿弯散发到全身。

　　我饿了，在人群里没有找到母亲，急匆匆往回走。刚上了一个土坡，看见我们家周围黑烟弥漫，别的什么也看不清。我跑进院子，当中是一堆火，母亲搂着药材一边哭，一边往火里扔。

　　我说：“你把钱烧了！”

　　“不是钱，是祸！”药材一火烧了，母亲没有后悔，她把心思全部投在我身上，投在那四分自留地上。

　　学校停课了，我们成了野孩子，几个经常厮混在一起，天天上房檐挖麻雀窝，爬在树上掏喜鹊巢，跑出十几里去河湾学凫水。

　　一天中午，我从山上割羊草回来，看见屋子里有两只兔子，问母亲：“这是谁家的？”

　　“你顽皮捣蛋，给你找个营生，让你不要出去招惹麻烦，你有个闪失，我怎么活人？”母亲说。

　　三毛天天撵我，帮我割草喂羊喂兔，帮我挑水，闲着没事时给我捉虱子，挠痒痒，天气凉了，看见我冷，脱下衣服给我穿上，自己却冷得发抖。我说：“你就跟我的儿子似的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我是你干儿子。”

　　我心里明白，他是吹捧我，讨我喜欢，想从我兜里讨点吃的。

　　兔下了一窝崽子，个个眼睛发着红光，全身白色，像雪捏成的，抱在怀里绵绵的，实在可爱。村里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知道了，都跑来看兔崽。三毛知道的最早，是他传扬出去的，来得次数也最多，几乎每天来两三趟。

　　红艳听说我的兔子下了崽，也跑过来，她坐在凳子上，怀里抱着一个小兔，脸上笑眯眯的。她只顾摆弄兔子，忘记了我，等她回过神来，我正痴痴地看她，四目相对，她的眼光躲开了，脸颊却红了，头低下说：“小兔子真好看！”

　　“不好看，你好看。”

　　我说过后才知道自己失口了，把当时心里盘算的说了出来。

　　红艳听了脸又涨得通红，抬起头挤了一个毛眼，转身跑了。

　　那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沉浸在甜蜜之中，做什么也心不在焉。白天里，我不敢走近红艳住的窑洞一带，可是一到晚上，我就像小偷一样在红艳家周围偷偷摸摸地溜达，藏在屋子对面的草丛里，偷偷地朝亮着的窗子瞧。有一回，红艳爸爸从地里劳动回来，差点把我当小偷抓住。一天晚上，我的熬夜守望终于有了收获：看见红艳的影子映在窗子上，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了她挤毛眼的样子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　　又一天晚上，我看见红艳走出门，在院里枣树下坐了一会儿，月光照在她的身上，那么迷人，她的眼睛和面部，还有苗条的身材、胳膊和手。她只坐了一会儿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一会儿是多么得，我的心卜卜乱跳，血液就要变成美妙的歌声。正当我沉浸在美好的想象之中，一根棍子敲在我的屁股上。我回头看是母亲，她满脸哭相，又哭不出来，眼睛瞪着我，把棍子扔在一边，瘫软地坐在地上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母亲猛然站起，揪住我的耳朵问：“爬在这里干吗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看萤火虫。”

　　“黑天黑地的，看什么虫，以后黑了不要乱跑！”

　　一天晚上吃过饭，大人们全到队部院里开会，我母亲也去了。我又去看红艳，刚走到屋子对面的草丛里，看见屋子里的灯亮着，一个人鬼鬼祟祟走进红艳的家里，紧接着传来红艳声嘶力竭的喊叫声。我跌跌闯闯从土坡上跑下来，疯子一样跑进院里，闯进家里。那个蒙面男人见来人，抱着鞋和裤子慌乱逃走。我进去时，红艳脸上绑着一块黑布，下身赤条条的，一丝不挂，裤子丢在地上。我直着眼看了一下，不知怎么办好，又跑出门外。一个人从院里闯了进来，把我一拳打得爬在地上。我眼睛一黑昏了过去，只隐隐约约觉得周围是黑压压的一群人。

　　我醒来时已躺在炕上，昏黄的灯光里，母亲坐在我身边微笑。她问了我事情的原尾，下了地，钻进炭仓里拿出一沓钞票，到红艳家给我了事去了。

　　夜已经深了，母亲才回来，我在装睡，听见母亲愤愤地说：“那匹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

　　我心里特别难受，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，还拖累了我的母亲。

　　第二天早晨，来贵来到我们家里，从兜里摸出一沓钞票放在炕头上，又掏出两个苹果给我，看了看我脸上的肿头，说了很多感激的话。他掏出一个烟斗，指着烟斗说：“你不抽烟，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杂种的，弄清楚了我会剁了这个杂种！”

　　我哇的一声嚎开了，他吓了一跳，不知怎么办好，悄悄溜走了。母亲对我说：“老天还算有眼，公道讨回来了！。”

　　夜已经深了，楼房上的灯一盏一盏熄了，赶年烟斗里的火星一闪一闪，照在他泥俑般的面部上。赶年对我说：“一个人被生活压垮了，走路脊背就弯了，直不起来，就顾不来面子了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我们许多人在生活里都是弯着的，我也一样，不弯是生活不下去的。”

　　“我们这些人，挣不来钱，在金钱膨胀的社会里活的像蚂蚁一样，你跟我们不一样。”赶年说。

　　我说：“你靠劳动赚钱，过你简单的生活有什么不好？”

　　“我这种活法能叫生活？富人家里养的一只猫都比我们体面！”赶年说。

　　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。“你的故事讲完了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
　　赶年继续讲他的故事。

　　第二年春天清明刚过，队长遇到我说：“赶年，队里正缺劳力，你们这些半打小子和女子也能跟上劳动了，明天我就给你们派活。”

　　我和六十三岁的贺贵去浇玉米地。派活时队长说了，让我们不要每天早上来队部等待派活，吃过饭自己去浇，半个月把河湾里的地浇完。浇地的水是从水壕里流来的常流水，流到地头，地埂上挖开个口子，水就流进玉米地自己漫，我们闲着，一畦浇满了再浇下一畦。

　　贺贵不是一个正经的庄稼人，他年轻时在妓院里拉过皮条，把一个妓女哄骗回来做老婆，妓女生下一个女孩后又跟人跑了，女儿长大以后嫁了人。现在贺贵一个人生活，村里人说他和狗蛋的老婆相好。狗蛋老婆头发蓬松，体形略胖，脸蛋子白汪汪的，眼睛像泛水一样滴溜溜地转，眼泡很大，走起路来一拽一拽，像一只鸭子。

　　一天中午，我们坐在温暖的阳光里漫水，狗蛋老婆扛着镢头从自留地回来，磨磨蹭蹭地走到我们跟前。

　　她笑着对贺贵说：“大叔，好清闲呀！”

　　贺贵笑嘻嘻说：“闷得人心里发慌！。”

　　“咯咯咯咯，给你找个活儿干，心就不发慌了。”

　　狗蛋问：“什么活儿？”

　　“我家那瘸鬼去南山苜蓿地了，十天半月回不来，刀子生锈了，想让你磨一磨。”

　　“那要看你怎么招待！”

　　“两个峁子一条沟，你想咋走就咋走。”

　　他们两个相互看着，笑得叽叽呱呱，惊起了树上的喜鹊。狗蛋老婆走到地畔，回头说：“大叔，你快点呀！”

　　贺贵的眼睛眨巴了几下，脸上挤出诡秘的笑，一趔一趄地跟着走了，回头对我说：“赶年，看好水，回来教你几招。”

　　贺贵太阳落山时才回来。他走到我面前躺下，从腰里掏出旱烟带，取出烟叶装在烟斗里点着，一口一口吸得很香，仿佛一个道人。我说：“看把你美的。”

　　贺贵一下子坐起，小眼睛眨了几下，讲起了磨刀子的故事，把我弄得浑身燥热，胸憋气闷。贺贵看了一眼我的裤裆，笑眯眯说：“鸡巴都站起来了，不小了，该有个巢了。”

　　我满脸通红说：“我才不要呢！”

　　从那天起，贺贵故意说一些淫荡的话挑逗我。我起初听得心里发痒痒，浑身暖烘烘的，后来一下子愤怒起来，大吼：“老烧棍，你别说了！”

　　贺贵冷笑着说：“傻瓜蛋，去找红艳吧。”

　　又过了两天，刚吃过早饭，队长带着红艳来到河湾，对贺贵说：“贺贵，你把地畔的草根刨了，地让他们两个浇。”又对我和红艳说，“你们是孩子，有什么不懂的，问贺贵。”

　　队长走了，贺贵笑嘻嘻对我说：“赶年，鸟儿的巢来了！”

　　我一听，脸一下子红到耳根，低下了头。

　　红艳问：“哪儿有鸟？”

　　“树上的喜鹊要进巢了。”贺贵说。

　　红艳向一棵大树望去，树上两个喜鹊正在嬉戏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一下子害羞了。

　　下午，贺贵又去狗蛋家了，太阳快要进山了还没有回来。

　　红艳问我：“贺贵去哪里了？”

　　“跟狗蛋老婆干那种事儿……每天都去……”

　　红艳一下子脸红至脖子根，把脸迈向别处，低下头说：“你尽欺负人！”

　　“是真的，天天去，我没欺负你。”

　　“贺贵把你教坏了。”

　　“贺贵说，鸟儿大了就该有巢了。”

　　“贺贵还说什么？”

　　“我是鸟，你是巢，鸟就要进巢。”

　　……

　　“你真好看！”

　　太阳落山了，东山顶上出来一丫月亮，夜色朦朦胧胧。一畦地浇满了，水汪汪洋洋的闪着白光，恣肆流到埂外，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。我和红艳紧紧搅缠成一团，天上的星星没了，月亮没了，流水声没了……

　　那段时间，我们一有机会就藏在草棚里，或者果树林里，或者山崖下的草滩里。有一次，我们正在高粱地里，贺贵神出鬼没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笑眯眯说：“龟子子，耍得倒满在行。”

　　我和红艳羞愧难耐，一骨碌爬起就跑。贺贵看见我们狼狈的样子，不住地挠头，哈哈大笑，看着我说：“好好干，我给你们当媒人，年底生个胖小子。”

　　野花开得鲜艳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　　一天早上，我到了河湾，刚浇了一畦地，红艳从远处跑来，两眼哭得像秋天的桃嘴子，到了我跟前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赶年哥，我家出大事了，我要嫁人了，我记着你的好，我们下辈子做夫妻吧！”

　　红艳说完，跌跌闯闯地跑了。我当时好像被当头敲了一棒，发了半天愣，直至红艳的身影拐进山弯，我才清醒过来。刚清醒过来，我又觉得眼前一片黑暗，一头栽在地里，不省人事。

　　当我再一次醒来时，躺在一堆野火旁边，贺贵的一双老鼠眼正瞅着我，看见我醒来，老鼠眼泛成了一朵皱皱巴巴的花。

　　“你醒了?”

　　“我栽在水里，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

　　“遇到什么事了？”

　　“红艳要嫁人了！”

　　“迟早的事，路边的野花，采就采了，断就断了。”

　　我听了贺贵的话，呜呜地哭了，贺贵看我狼狈的样子，嘿嘿地干笑。

　　过了几天，红艳神秘地和邻村赵百墒的儿子结婚了，没有举行聘礼迎娶仪式，一切都在暗中进行。

　　村里人原本就喜欢打探别人的秘密，再加上觉得事情蹊跷，就更加好奇，没过半个月，神秘的结婚事件便浮出水面。

　　那时，每个村都有民兵，经常训练，红艳的父亲苏满福也是民兵，一次打靶时，苏满福趁别人不在意，悄悄把两颗子弹揣在兜里。一天，苏满福在苦菜圪塔耕地，看见几个兔子在不远处的草丛里出没，太阳落山后，他回到家里，饭也顾不上吃，带上枪和子弹，急匆匆爬上苦菜疙瘩。走到兔子出没的地方，天还没有完全黑，他趴在草丛附近，等兔子出来。一个兔子出来了，仰着脑袋，警觉地注视着前方。苏满福支好枪瞄准，只听见“乒”的一声，兔子一耸跑了，草丛里动弹了一下。

　　苏满福拉起枪跑了过去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脑袋上冒着血，从脸上流下来，流在身旁的一根木棍上。苏满福一看，脑袋“嗡”响了一声，跌倒在地上，昏了过去。苏满福醒来时，身边躺着已死的孩子，暗蓝色的天空挂着半个月亮，四周一片沉寂。

　　那个晚上苦菜圪塔的人命案是怎样结的，只有苏满福和赵百墒一家人清楚，总之赵百墒的小儿子当晚就埋了。

　　赵百墒是邻村赵庄人，他的祖上以贩瓷为生，积累下一些金银，到他父亲手上弃商经农，掏出几代积累的钱财，买了一百墒地，成了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地主，人称“赵百墒”。后来革命闹得如火如荼，赵百墒戴着纸帽被枪决了。老赵百墒死了，人们仍然把“赵百墒”的绰号强加在儿子身上。赵百墒成分不好，有五个儿子，苏满福意外打死的是小儿子，大儿子三十二岁还没娶下媳妇，身后还有三条光棍，和红艳成亲的就是大儿子。

　　红艳嫁给赵家老大以后，我在炕上睡了三天，水米不进。母亲以为我得了大病，像幽灵一样，一直无声无息地跪在我旁边。一天晚上母亲去三山庙村请先生，回来时已是夜深人静。先生姓王，是一个瘸子，脸上一脸麻子，人称王麻子，也有称“野先生”的。王麻子专习中医外科，用药狠，手段野，他伸出三个指头搭了脉，眯着眼说：“情郁所致，不妨事，买一个公鸡，切块炖熟，盛在碗里，放在小伙鼻子下面，一天准好！”

　　我母亲抹干眼泪，给王麻子褡裢里揣了二十元钱，王麻子拿了五元，拄着拐棍跨出门槛回头说：“这世道，孤儿寡母，艰难呐！”当天下午，我抵抗不住鸡肉的诱惑，吃了鸡肉，第二天中午到院外晒了一会太阳，觉得身体舒服多了，到了晚上病完全好了。

　　村里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后生都结婚了，母亲喂两只母鸡下的蛋都送媒人了。终于有人上钩了，女的叫兰兰，是邻村的，长得朴朴实实，性格也随和，我和兰兰见了两次面就领了结婚证，第二年腊月生下一个女孩。

　　当时春季农闲时间队里所有劳力都修梯田，秋天庄稼上场入仓后，社员们又在沟里打坝，十几年以后，上山到处是一层一层的梯田，山顶变成一片平整的开阔地，村子周边的几条沟都打起了大坝，这些坝还有一个名字叫水库。夏天水库里的水蓝汪汪的，进入冬天水结了冰美得像一块碧玉，孩子们在上面滑冰车。

　　那年地里的青苗长势好，可天又旱住了，一直到五月还不下雨，庄稼正是拔节长杆的时候，社员们看着越来越炎热的天气，急得火烧火燎。队长说：“不要慌，我们有水库，有高抽站，有能浇水的梯田。”

　　第二天队长分派好活，把电钮一摁，水库里蓝汪汪的水哗哗流进山上的梯田里。整个村子都沸腾了，老汉老婆们拄着拐棍爬上山顶高处看，孩子们赤着脚丫子在地里乱跑，耍得欢天喜地，都淋成落水鸡。

　　到了夜晚山上的钨灯亮了，像一个太阳，照得黑夜如白天，没有分派农活的社员也不回家休息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地里来来去去帮忙。

　　这一年虽是罕见的大旱年，但梯田里的庄稼长得特别好，收成翻了一番，按人分得粮食比往年还多，喜气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。村民们猛然醒悟：十几年里修梯田打水库付出的艰苦劳动，收获已经初步显现，再不用看着老天爷的脸色吃饭。人们的怨气一下子烟消云散，变成了心底的无限感激。

　　那一年村里每家储存的粮食最多，腊月村里娶得新媳妇多，掏得财礼少，喜事办得隆重，挂灯笼，扭秧歌，贴窗花。

　　也就是这一年的春天，生产队解散了，我家分得两墒坡地，又分得一头顶小的牛犊。

　　楼房上窗户里的灯光都熄灭了，夜已经很深了，月亮挂在当空，虽然是夏天，但仍然凉气袭人，西边的天角又涌起一片黑云，冷风嗖嗖吹来，赶年打了一个喷嚏。我一句话也没说，看着赶年丢下修鞋摊子独自走了，一趔一趄融入苍茫的夜色里，恍恍惚惚走进小巷里租赁的小房。

　　梅涛，榆林榆阳区人，毕业于绥德师范，后在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脱产进修，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，榆阳区作协理事，部分作品发表在《榆阳诗文》《红石峡》《榆林新青年》等杂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