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要离开父母了。
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相聚。坐在车上的那一刻,我笑着和父母作别,笑着让父母保重身体,笑着让孩子们和姥姥、姥爷道别。父亲和母亲带着满脸的不舍和眷恋趴在车窗外嘱咐我们路上慢点,喊着让外孙们下次再早点回来。车子要启动了,父母微驼的背随着扬起的尘土,逐渐消失在后视镜里,越来越小,越来越远,我紧紧盯着后视镜却不敢回头,慢慢的,他们的身影微缩成一个点,直到完全消失,而就在他们身影完全消失的瞬间 ,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,泪水彻底决堤了。
父母真的老了,而我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。
这次回来,我竟然没有勇气给他们拍一张照片,更没有勇气和他们合一张影,除了巨大的感伤和深彻的愧疚外,再也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表达对他们的情感。
几个月不见,父亲和母亲显得越发苍老,大不如我过年回去时的状态。尤其是母亲,又黑又瘦,本来不高的个子,显得更矮了,更单薄了,眼睛变得异常空洞。我甚至能清楚地看到疲倦从脚底钻到她的肉皮里、骨髓里,刹那间,觉得她的肢体,她的骨骼,都软绵绵、轻飘飘的了。
母亲快六十岁了,从我记事起,一生都没有闲过,时刻在操劳,她犹如一个远行的人,背着简单的行囊,心怀执念,不停地奔走,日日夜夜,不知疲倦。原本以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了,再不用为我们操心了,可是现在,我发现她的劳动强度更大了,看着她每况愈下的身体,我的心皱皱巴巴的拧在一起,无以释怀。
我不知道母亲这一生究竟吃了多少苦,遭了多少罪,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让她摆脱这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想让她多歇会,或者只是多坐会,多睡会。
对母亲的深刻记忆源于那辆破旧的自行车。外公去世那年,哥哥七岁,我刚五岁,二妹四岁,小妹两岁。我带着她俩在破败不堪的院子里玩耍,突然看到母亲惊慌失措的从田间狂奔回来,灰头土脸,气喘吁吁,说不出一句话,只是呆呆望了我们半晌。许久,她满脸的泪水才肆意的滴落在地上,随即和尘土掩埋在一起。我不敢问她缘由,只是愣愣地看着她,过了好一会儿,母亲狠狠地抹去泪痕,沉重的对哥哥说,“妈有点事,送你们去奶奶家,赶紧收拾一下妹妹的东西!”说完,母亲很快用一条长带子(小时候用宽布条背孩子用)背着小妹,我和二妹坐在自行车前边的横栏上,哥哥在后椅架上坐着。颠簸的土路,也颠簸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。遇到泥泞的道路时,哥哥主动跳下自行车,可劲地帮母亲用力推。母亲奋力蹬着自行车,遇到顺畅的路,哥哥快跑几步,然后拼力一跃,趴在自行车后椅上,因为力气小,也只能趴着。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我们五个人,也驮着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。
八十年代初的农村,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,尤其像我们姊妹们多的家庭,更是艰难。好在那时已经包产到户,母亲看着那一块块分到家的土地,眼里充满了希望,不到一米五八的她,身上似乎卷裹着一股强大的力量,面对困难,常常摆着手对家人说,只要有地种,有活干,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们拉扯大,至于受苦,咱祖祖辈辈就是农村人,不怕!“苦”还能把人受死了?
从那时,母亲就开始了一生超强度的劳动,为了生活,为了儿女。
父亲在外,回家很少,从事农活的重担还是落在母亲的肩上。我四岁那年,母亲生下小妹,所有人都劝母亲把她送人,奶奶说,快送人吧,又一个女子,要这么多女子干甚了,都是替别人家白养活!可是母亲死活不同意把妹妹送人。她坚定地说,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,舍不得,你们都不要劝我了!既然生下了,再难我也会把她拉扯成人。那个月子,父亲不在,母亲几乎没有闲着,一边坐着月子,抚养小妹,一边还得管哥哥、妹妹和我。同时还得按时按点跑出去喂羊、喂猪。每次出去,头上总得包着厚厚的围巾。这样拼命无非是要维持日子的正常运转。
也正是那个月子期,母亲落下了很多病根。
好不容易熬到小妹满月,当天母亲就迫不及待地下地里干活。小妹一睡着,她就让我照应着,一再叮咛我,妹妹一醒就叫她,她就在屋子前边的地里干活,话一说完她就风风火火地向田里奔去。母亲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的熬着,直到妹妹会走路了,我也又长了一岁,母亲似乎对我赋予更多的期望。
也从我那时起,我学会了理解,心疼母亲。
面对一个比一个大的孩子,六口人,十几亩田地,满圈牲畜,满棚鸡鸭,母亲好像从来没有退缩过。那个年代,唯一的劳力替代物,就是家里那头苍色的毛驴。每到农忙季节,母亲天不亮就赶着毛驴车送粪、拉土,等春种一切准备就绪后,她就用这头毛驴,再借邻家一头驴,并肩犁地。她握着犁耙,娴熟的动作如男人一般在地里来回犁地,一直到两头毛驴摇摆着实在走不动了,她才驮着疲惫的身子停工。毛驴倒了草料可以歇缓,可是母亲还有无数琐事等着她。
即使这样,她常常告诉我们,种地嘛,只有靠苦力,耐力才有收成,咱家劳力少,你们也小,但不怕,笨鸟先飞嘛,撑一撑就过去了。
从那时起,我学会了坚持和耐力。六岁的我,似乎比同龄人成熟一些,哥哥亦是如此,虽然他比我大三岁,可是哥哥早已是娘的“左膀右臂”。每天一放学,哥哥书包一扔,就帮母亲干活,给牲口割草、喂猪、喂羊,样样都做的有模有样。而我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照顾两个妹妹的唯一人选。每天要背着小妹去奶奶家,来回走的时候,母亲或奶奶用带子把妹妹背在我身上,一手拉着二妹,后面背着小妹开始漫长的二里地的“长征”。起先,我迈开两条小腿大步流星的往家走,渐渐的,我的脚步越走越沉重、步子也越来越小。纵使汗水浸透了背,汗珠湿了发,可我依然咬紧牙继续走。二妹那时也小,不太懂事,走累了,她就拽着我的衣襟哭闹,不停地说,“姐,我走不动了,我不想走了,呜呜......”我只能用手擦去她脸上的汗水和泪水,看着她脏兮兮的脸,心疼的抚摸着她蓬乱的小脑袋,耐心的哄着她、鼓励她快走。直到她因我的话,乐的咯咯大笑,并且还撒娇的小跑起来。可背上的妹妹越来越沉重,腿也越来越不听指挥,每移动一步,都觉得腿在发抖。因为母亲的话,不怕慢,就怕站,不论怎么累,都得坚持。
我把这句话一直放在心上,这一放就是三十年,从来没有忘记。
当然我也有不坚强的时候,这也是后来长大后,邻居家婶婶告诉我的,并且她每见我一次,就拿我背妹妹的事开涮。说美子小时候,有一次后背上背着老侯,一手牵着老二,路过她家时,哭的如泪人一般,嘴里还说“婶婶,把妹妹给你吧,我不要了!”每每想到这些事,我都憨憨地笑,可是笑着笑着,泪就下来了。那漫长的岁月,母亲确实是没有办法,才让我挑起这样的重担,为了生活,母亲别无选择。
到了我上学的年纪。哥哥上三年级,我九岁。那一年母亲亲手给我缝了书包,买了铅笔,还用白纸订成本子,当她告诉我可以上学时,我特兴奋。母亲说,娃啊,书,一定得念,我不识字,一辈子像个睁眼瞎,处处受制。母亲还说,即使砸锅卖铁,也绝不能让孩子们如她一样,也正是因为母亲的这句话,我们姊妹们都顺利的进入学校,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到大学。每年最艰难的就是开学的时候,四个孩子都要学费,家里拿不出,就先和亲戚邻居借,然后在一点点的攒的还钱。
母亲的决定,让她们历经了二十多年供学的艰难岁月。
农村的收入基本都是固定的。秋天买来小猪崽,辛辛苦苦喂上一年多,一天也不能间断,到了第二年寒冬腊月才可以卖。一头猪大概也就是三百多元,偶尔一年卖上四百多,母亲会开心的不得了,激动地说,今年这个猪卖好了。这些钱也就是我们姊妹们来年的学费;还有一个收入就是羊绒,每年三月份,用“抓子”(抓子是用铁丝弯成类似于弯梳一样的工具)从山羊身上把羊绒“抓”下来。绒“抓”好后,还得加工、润色、整理,然后再在石头上打磨,工序非常繁琐。等到集市时,再把这些绒用自行车驮在集市上。土路不好走,坑坑洼洼得走一个多钟头。好不容易到了集市,母亲像其他农民一样,把绒摆开,耐心等待买主,这些绒贩子这瞅瞅那看看,故意把价格压得一低再低。如果绒价很低,家里用钱不急,她就会把绒再用自行车驮回家,等待下一次集市,如果家里急着用钱,母亲只能忍痛割爱了。
这也是人生中,我第一次知道钱来得多么不容易。
母亲所受的苦,都深深印在我心里,可是却没有能力帮她解忧,只是在周末回去后,挽起袖子,尽最大可能帮母亲做更多的活。
车子行了一路,我在回忆中思了一路,那种扯不断的忧伤紧紧卷裹着我的身体。此时的我,忆起那时的母亲,历历在目。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一个完整的家,满心满肺,装的都是儿女。
现如今,她已经年老体迈,可是依然操劳着,只是她现在已被疾病,被繁重的劳动折磨的消瘦如柴。艰难的岁月,苦难的一生,让母亲养成一生勤俭、倔强个性。现在青丝缠发髻,步履也蹒跚,腰不再那么硬朗,但是依旧没有改变劳作的习惯。母亲对我们的爱,不是唠唠叨叨的叮嘱,而是把家里好吃的都拿出来。她在两个大冰柜里不停地翻腾,一会掏出一只猪腿,一会端出两盘鸡蛋,一会拿出几条炸鱼干,把能带的都往我车上装。我无法阻止她执意的慈爱。她一边翻腾一边叨叨说,东西多了,给你们姊妹一人一份,你住的最远多带点。
现在,我不在母亲身边,常常能做的就是,一有空就给她打电话,不止一次的劝她,娘啊,咱不要种地了,现在我们都已成家,你不用再那么辛苦。可是母亲总是说,没事,没事,这样挺好,忙了一辈子,闲不下喽,除非有一天闭眼了,那也就真的安歇了。再说了,我现在还能动弹,你们回来还像个家,还可以像以前一样给你们拿点吃点喝点,最起码都是绿色食品,要是我不在了,你们回来就不是现在的家……话还没有说完,我已哽咽。
子颜,原名冯珂,陕西神木人。作品多见于报刊杂志,酷爱绘画。